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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开心快三开户》_一次鲜为人知的青帮访日之行
时间:2019-08-22    来源:http://ubermens.com    点击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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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文:孙江
《东方历史评论》微信公号:ohistory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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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3年7月,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发生了一起鲜为人知的事件:东北青帮(在东北,通常被称为“在家里”,以下行文除史料用语外,统称“青帮”)代表团访问了日本。关于这次访问,据笔者所知,至今尚无一位中外学者论及,出版于1933年的利部一郎的《满州国家理教》是唯一一部关于该事件的公开记录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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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帮代表团纪念摄影。出处:利部一郎《满州国家理教》(泰山房,1933)。
青帮代表团成员10名,随员4名,加上3名作为向导的日本人,共计17名。《满州国家理教》一书具体记录了代表团成员名单:
1、代表名单
奉天(沈阳)代表:冯谏民(21字辈,48岁)、王兆庥(21字辈,55岁)、张新甫(21字辈,44岁)、祖宪庭(22字辈,48岁)、林庆臣(23字辈,54岁)。
新京(长春)代表:吕万滨(21字辈,60岁)、常玉清(22字辈,49岁)。
营口代表:郝相臣(22字辈,55岁)。
哈尔滨代表:赵庆禄(22字辈,63岁)。
法库门代表:杨宇山(22字辈,55岁)。
2、随行人员名单
吴泰淳(新京)、郝俊和(营口)、姜国本(关东州金州)、评世信(奉天)。
3、向导人员名单
平野武七、鹫崎研太、吉村智正。
一行6月28日从沈阳出发,途经时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,7月1日抵达东京。
青帮访日团抵达日本后,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,先后参拜了作为日本帝国象征的明治神宫、靖国神社、横须贺军港以及庆应义塾大学。代表团访日期间有两次活动格外引人注目:一次是7月3日在东京会馆召开的由日本陆军省、海军省、外务省、文部省和拓务省联合主持的欢迎会,出席欢迎会的有外务省亚洲局局长谷正之等6人,陆军省次官柳川等14人,海军省次官藤田等12人,文部省次官栗屋等5人,拓务省次官河田等3人,此外还有学者、宗教家、财界人士、官僚以及伪满州国(以下均作“满州国”)驻日公使等,共计40人。日本著名“支那学“创始人白鸟库吉亦在其中。白鸟是东京帝国大学东洋学的创始人,堪称“支那通”,他何以会出席欢迎青帮访日团的招待会?第二天发生的另一件事情道出了个中的原委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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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家里代表团招待宴会。出处:利部一郎前揭书。
7月4日和5日,在位于东京芝区的增上寺,连续举行了两场关于青帮/在家里的研究会。参加者除访日团一行17人外,还有参加前一天欢迎会的白鸟库吉、加藤玄智、常盘大定、小柳司气太、姉崎正治、笕克彦、陆军省参谋本部职员以及其他方面的代表共40人。研究会在青帮代表演示完仪式后,以日方与会者和青帮代表一问一答的形式展开研讨。最后,神道学家加藤玄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:“家理教乃一自力宗教,别异于在理教他力宗教,寻根究底,源于禅宗自力教也。”
众所周知,在清代历史上,青帮通常被作为“反社会”的组织而屡遭禁止。进入民国后,其社会声誉更是不佳。因此,在“满州国”成立后一年多,青帮也未能获得殖民权力的承认,从而无法作为合法组织开展活动。在这种情况下,何以青帮能够作为“满州国”代表出访日本,并成为日本帝国政府的座上宾呢?日本方面又是出于何种动机来策划此次访问的呢?本文在笔者以往研究的基础上,利用多年来收集的资料,试图对该问题作一番初步考察,兼论近年广为讨论的帝国“学知”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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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青帮起源,有多种说法。一般而言,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明朝末年来往于大运河上的漕运水手中的组织。清代咸丰年间漕运废止后,水手间的结拜形式随着水手的移动而传到各地,天津和上海是近代青帮最为活跃的两个城市。
和内地一样,东北青帮也是按照摹拟亲属关系的原理结成的,以“字”或“辈”表示成员的身份和相互关系。“前二十四辈”最后四字为“大”、“通”、“悟”、“学”,“后二十四辈”最初四字为“万”、“象”、“依”、“归”。不同辈分青帮成员分别属于“兴武六”、“兴武四”、“嘉海卫”、“江淮泗”、“嘉白”、“杭三”等“帮”。这里的“帮”类似于宗族制度中的“房”。
1934年1月,关东军第14师团参谋部根据青帮文书《学道须知》,并参考黑龙江军参谋处长于治功、龙江大戏院老板王海楼等口述,编辑了名为“关于黑龙江省内在家里”小册子,书中将青帮特征概括为五点:第一、青帮的组织。青帮是以相互扶助为目之组织,彼此之间为父子兄弟关系。在北方称“在家里”,在南方叫“青帮”。青帮成员上有大臣,下有马贼,整个中国约有一千万信徒,“满洲”有百万人,黑龙江省则在二十万人。历史上,孙中山、蒋介石均得到过青帮支持。第二、青帮的起源。作为临济宗一派,青帮在明代由罗正清所创,弟子中有翁德慧、钱德正、潘德林等所谓“三祖”,三人在清康熙4年(1648)基于相互扶助精神创立安清帮。安清帮以运河水夫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,19世纪以降,随着铁道、汽船所到之处而不断伸展势力。第三、青帮的仪式。入会式分小香堂、大香堂,大香堂仪式正式,比小香堂复杂。入会之际,祭拜“天地君亲师”及“三祖”牌位,入会者将自己的简历呈给引导师,引导师将其交给本命师。第四、青帮的规矩。青帮为强固自身组织,设立十大帮规、十大禁止,内容为秉持儒教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,不欺师灭祖,同门互助,不抢劫和淫乱,不将组织内部秘密外泄他人,等等。第五、青帮的习惯。初次见面和互相介绍时须用隐语和暗号。
青帮是何时出现在东北的呢?我们没有青帮方面留下的记载,只能借助日方的观察来简单予以追溯。关东军第十四师团参谋部调查资料里有如下一节内容:
光绪二十七年左右,海上有汽船航行,陆地有列车疾驶。在家里势力侵入支那(原文如此—引者,以下同)沿岸各港口,进而沿铁道侵入内地。在满州东面,从安东沿鸭绿江上行,深入山林地带;在西面,从营口沿辽河而行,深入其流域;另外,从大连沿铁道至哈尔滨,再从那里沿松花江和北满铁道,深入西伯利亚、沿海各州。正如右文所显示的,其势力现已到无法消灭之地步。
此外,协和会编辑的《在家里调查报告书》对东北青帮历史有如下记载:1895年(光绪二十一年),于公田(杭三,悟字辈)在安东招收弟子,扩大组织。1899年(光绪二十五年),吴鹏举(兴武四,大字辈)在大连活动。1920年(民国九年)以后,华北青帮大字辈著名人物王连三(兴武六)、党金源(杭三)、厉大森(嘉海卫)、王约瑟(嘉白)、曹幼珊(江淮四)等纷纷在东北各地开设香堂,广招弟子。“满州国国务院”一份稍早的资料证明协和会的上述记述所言不虚:
满洲家里系统复杂:既有从京津地方传来的,也有随山东移民而来的,还有伴随南方娼妓业传入的,其会员几乎遍布所有阶级,具有相当之潜在势力。
以上数据都涉及到了东北移民与青帮之关系。17世纪满清征服中国后,为了防止满族发祥地的“汉化”,颁布“封禁”政策,禁止汉人迁徙关外。但是,由于东北需要大量的劳动力,从华北移居而来的汉人源源不断,人口不断增长。进入民国后,汉人人口业已占全东北总人口的九成。
伴随汉人的移入,青帮也在东北落地生根。东北移民绝大多数来自华北地区(山东省、河北省、河南省等)。其时,“山东省毎年人口增加约四十五万,其中三分之二被迫前往他省打工。此外,直隶省的情况不甚了了。毎年从他省移居满蒙的劳动者总数约为四十至四十五万人,其中留在东北的有七成以上,约为三十万人左右。”1927年11月,驻沈阳日本领事馆报告称:“近来自山东、直隶方面移入者明显增加,不单数目在增,选择永住的益众。”直到“九·一八事变”为止,内地前往东北的移民才始告中止。
对东北青帮颇为熟悉的末光高峰(义)认为,“闻目下满州之家里近百万人,仅大连一地即有二十三万人,正确数字无从知矣。”在家里在东北南部的大连、营口、安东等港湾地带活动最盛,“不入在家里,则一无可为。至安东满州人,九成自称在家里。”“北满州之哈尔宾(原文如此—引者),在家里较奉天、新京更盛。在家里遍及东支铁路在线之满州人、巡警、警备军人、以松花江为中心的船运工人、以及其他所有阶级中,实际上,其数目为几何、渗透于何处,其详情不得而知。”可见,以东北交通沿线和城市为中心,随着移民社会的形成,青帮业已成为重要的社会势力。
1931年,关东军策动“九·一八事变”,占领东北三省。后文将要谈到,面对突然的政治巨变,一些青帮头目迎合关东军,自称是信奉佛教的组织。青帮的政治姿态正中关东军下怀,关东军为了将青帮纳入殖民政治秩序里,十分关注其动向。11月10日,以“满州青年连盟”(理事长金井章次)为中心的东北日本人团体,在奉天(沈阳)成立“自治指导部”,该组织的理论纲领为《满蒙自由国设立案大纲》,其中对宗教结社和“秘密结社”作了如下评论:支那因社会存在缺陷而衍生出肿块,如青帮、红卍字会、大刀会等结社即是。误以为此类(结社)均为自治机关,业已带来种种弊端,此乃日本人易陷之谬见也。盖此类结社决非真正之自治机关,古已有之者,保甲制度与清乡制度也。
值得注意的是,该纲领否定了青帮、红卍字会、大刀会等结社的社会作用,高度评价了保甲制度的社会意义。于汉冲在上任“自治指导部”部长之前,曾对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说,“至打破旧有陋习,亦应持渐进主义,”认为应该慎重对待民间结社。
担任“自治指导部”顾问的橘朴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:东北社会的特质是大部分属于封建的农村社会,在此应该适用的自治原则是构成中国社会基础的宗族制度、土地庙制度等血缘、地缘团体,而在城市,应该按照同业工会及其他宗教团体的实态,完全保障人民的生活。橘朴被鲁迅称为比中国人还了解中国的人,他在论述东北社会时只字不提青帮,显然视青帮为中国社会周边性之存在。他在另一篇文章里写道:“问题是,应该怎么做才能巧妙地改变其反社会性质并使其成为支持统治、对抗农村与城市中左翼势力的力量,为此需要重新组织和训练之。”亦即,对青帮的利用需建立在改造青帮的基础上。
东北青帮是按照怎样的原理组合的呢?其内部具有怎样的特点呢?对此,末光作了如下分析:
现下,在家里之精神依阶级而不同,完全没有统一。不仅如此,组织上均按地域分,各有若干师傅与徒弟,即便彼此互相勾结,二者之间亦无特别联系。尤有甚者,师傅住上海、天津、满州,而徒弟辈在新京、奉天、大连,抑或他地,或师傅所在地。(中略)现住北平之王约瑟,乃张作霖生前之私人顾问,在奉天拥有极大之势力,属第二十辈,为满州在家里最高辈份。其徒弟有杨宇霆、张宗昌、冯谏民。然若谓今日满州第二十一辈皆为王约瑟儿子辈,未必尽然。青帮之中尚有上海系统、青岛系统与天津系统之分,人们甚至连其系统亦无法弄清。
这里,末光鉴于“满州国”成立初期,各地青帮竞相迎合伪满政权而出现的混乱局面,强调应该对青帮进行整合。末光提到东北青帮的系统,指出大部分来自天津、山东和上海,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。末光提到的王约瑟是山东省铎县人,在北京、天津一带拥有众多弟子,在东北也有很多徒子徒孙。1934年,王约瑟访问吉林省,以从事佛教活动为幌子,试图加强关外与关内青帮联系,因而被国民政府视为日本特务。确实,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,王约瑟的青帮网络协助了日军对华北的统治。在天津系统的青帮中,自称“满州国在家里总代表”的冯谏民(亦名冯竞欧)曾在张作霖部队任陆军少将。末光没有具体提到上海系统的青帮人物是谁,前述协和会数据中出现的曹幼珊系山东省出身,长期客居沪上,是上海著名的青帮人物。曹幼珊在1934年1月初曾秘密访问东北,和长春、沈阳、哈尔滨的青帮头目会面,“在每次集会上,他都详细地介绍家里教的由来及其与青帮之关系,宣讲教理与仪式的精髓,强调南支(中国南部—引者)青帮与满州国在家里应互通声气、团结一致、弘扬义气。”曹在两地青帮中颇有影响,试图沟通二者,其背后可能暗藏着某种政治意图,这从曹幼珊弟子常玉青可以窥见一斑。
常玉青是活跃于大连的青帮人物,生于江苏北部,据说是满族旗人,通字辈,曾为上海日本棉工厂的“工头”。1932年5月,上海“一·二八事变”后,常玉青与胡立夫在闸北组织亲日的市民维持会,为此,胡被国民党驻上海特工人员暗杀。常见状不敢滞留上海,远遁大连。在大连,常玉青一住就是五年多,师傅曹幼珊的青帮关系帮助了他。常于1937年12月返回上海,其在大连的一段历史鲜为人知。作为青帮访日团一员,常玉清曾在日本人面前不无得意地回忆起自己在上海的经历:“上海事变(一·二八事变—引者)之时,鄙人为日军拼命工作,为此同志一人被暗杀,鄙人则死里逃生,幸免于难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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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上寺家里研究会。出处:利部一郎前揭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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